序言：《疯癫与文明》是福柯的名篇，他选取“疯癫者”这个比较极致的群体案例，比较欧洲人在各个历史时期对待疯癫的不同态度，最终勾画出压抑人的机制升级至20世纪的最新版本，从而使得批判和反思的对象重新浮出水面。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再次回到精神病人这个群体，所折射出的社会现实更加复杂。而作为八九十年代一直活跃于南京当代艺术界的郭海平，从实施和精神病人有关的项目到现在对原生艺术的
艺术界：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提出社会对待精神病人的态度存在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的。您觉得今天中国社会的现状是怎么样的?对待精神病人态度主要是由什么造成的?
郭海平：病人目前的生存处境也是我们的历史造成的，无论谁都不可能完全超越他的历史而生活。这在福柯的《疯癫与文明》中得到了非常生动的体现，我也学会了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认识我们今天人的精神世界和现实。
在50年代精神病药物发明之前，对待精神病人几乎全是强制性的手段：把他们关起来、铐起来、绑起来，甚至做大脑外科手术，同时还有道德、宗教、政治、法律等文化方面的迫害。在今天，东西方在这方面出现了很多差异：20世纪初期，西方的一些精神科医生已经发现精神病人的自发绘画不仅有助于了解他们的精神世界，也有助于缓解病情，促进病人的康复。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中国精神病人大部分都被隔离在精神病院里，因为我哥哥在那时就已经有过多次被接收強制性隔离，我去过多次。与解放初期相比，精神病人现在更少自由活动的空间，以前甚至还可以经常干些农活，可现在都被隔离在外表很美观的现代建筑里，四五十人一个病区，每个人的行为受到摄像头的监控;为了方便管理，大部分病人不得不服用过量的镇静剂。晒不到太阳，严重缺乏身体运动，大部分病人在这种封闭的环境里一待就是好几年，甚至几十年。我看到很多病人因为长期被隔离，身体、精神的健康衰退得很厉害。
艺术界：对于衰退特别严重的病人，让他们画画还愿意吗?
郭海平：一般不太愿意，这时给他进行康复治疗已经没什么效果。还能画出画的，有情绪波动的，还属于衰退不那么厉害的。严重的连笑都没法再笑，笔都提不起来。
而且，现在开始出现一种常用的治疗手段——“无抽搐电休克治疗”，与过去伴随着严重抽搐的“电休克治疗”相比，病人的痛苦虽然减轻了一些，但依然让大部分病人感到十分恐惧。
艺术界：看起来显得更人道了?
郭海平：我们不能说“无抽搐电休克治疗”与过去相比不是一种进步，但这种“进步”不是本质上的。一些病人告诉我，最痛苦的还不是身体上的。意志、意识和记忆強制性地被剥夺和清除，给他们带来的精神痛苦更让他们倍受折磨。海明威自杀的一个重要原因就与他不断被迫接受“电休克治疗”有直接的关系——他不能接受没有意志、意识和记忆的现实。
艺术界：艺术治疗在病人康复中能起到什么作用?
郭海平：艺术治疗现在在西方国家被广泛应用，它是一种调动人潜能进行自我修复的手段，但我不喜欢“艺术治疗”这个概念，因为一说到“治疗”就很容易将它纳入到医学的范畴，或者说只是一种医学的辅助手段，所以我更愿意称“艺术治疗”是一种“自然治疗”。今天的医学过于强调人为干预，而忽略人生命中固有的自我调节和修复潜能。具体地说，艺术治疗就是让人的精神与外在世界建立更广泛的联系，使人的精神世界有所依托，从而起到缓解人的精神紧张、焦虑、压抑等作用。这里说的艺术当然不仅仅指眼前的这些有限艺术形式，对此，回到史前艺术，我们也许会更加开阔。
我之所以强调艺术，是因为艺术更容易被公众所接受。其实，精神病人的康复绝不仅仅是一个医学或艺术问题，它与现实中政治、经济、法律、道德的关系都非常密切，仅仅让医学来解决人的精神问题是十分简单粗暴的。
艺术界：精神疾病是由什么造成的?
郭海平：80%以上至今为止病因都不明确，医生给病人吃药针对的是症状，如一个人的情感、意志、思维、行为的表现与大多数人的表现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很可能就被视为“症状”，也就是说精神病医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统计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如大多数人都糊涂和麻木不仁，有一个人清醒，这个人就可能被视为精神病人，相反，所有人都清醒，有一个人糊涂和麻木不仁，这个人也有可能被视为精神病人。所以，很多学者不能接受把精神病医学界定为医学。欧洲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就曾出现过“反精神病学”，福柯就是这一学派中的一员，这些学者更希望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去研究精神疾病的病因和治疗，他们的思想在西方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前两年中国经常出现“被精神病”现象在社会上产生了非常不好的影响，医学的严肃性受到了极大的挑战。
艺术界：一旦“被精神病”，只要没有亲属来接，精神医院里了?
郭海平：这个问题在中国变得越来越尖锐，很多住在精神病院里的人早已符合出院条件，但医院接康复的病人回家，医院也不敢放人，医院里就人满为患。核心的问题是社会和公众拒绝这些被贴上“精神病人”标签人重返社会、社区和家庭，大家都认为这些康复的病人是潜在的隐患。出院的医院里的病人面临更复杂，也更严峻的挑战。
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回避社会文化的综合治理，但在中国，似乎很少有医学专业以外的学者
艺术界：但是，是否就应该把刚刚谈到的问题归结于“中国特色”：对这个群体的偏见、行政机关的官僚化和医疗机构软件建设的滞后……如果问题那么容易被看见，但又无法解决，我很怀疑是因为背后还有没有被看到的问题。
郭海平：精神病学本来是西医创造出来的，最早发现其中的问题也是在西方。中国引进这一学科，但今天在现实中应用的是已经被西方否定的生物医学模式，为什么我们舍不得抛弃这种落后的模式?因为生物医学模式与文化手段相比能更快地消除眼睛所能看见的精神疾病症状，也更方便权力的操作，至于它的副作用，很容易被忽视。
我们冷静地想想，在人类历史上到底是非理性对人和社会的伤害大还是理性对人和社会的伤害大?事实上，大多数人为的灾难都是缘于有目的精心策划，他们将目的隐藏起来。其实理性和非理性的真正危害性并不是理性和非理性的本身，而是在于它们背后的动机和信仰，离开了对理性和非理性背后精神信仰的
我想，那个看不见的那个“敌人”，应该是灵魂和信仰的缺失，这是全球都面对的问题，解决当然不可能仅仅靠发现和批判，如何让人的信仰复活，不可能有一个简单的答案，更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解决这些问题，正如现代人失去信仰也不是几年几十年的问题。
信仰也是每一个人天生具有的一种宇宙意识和宏观意识，当然，这种意识不是逻辑推理，更不是概念组合，而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敬畏和感知，但在后天的社会文化教育中被不断削弱了，在精神病人自发创作的原生艺术作品中，我时常又找回了那些丢失的敬畏感和感知能力。用发展科学和经济的思维对待人的精神是危险的。持续白癜风痒是不是快好啦北京看白癜风哪家医院最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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