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病房里的故事
年，红山门诊迎来了大发展。因为要开设病房，人员也大规模扩编，从几十人扩充到近百人。一时间，原来安静的红山门诊变得喧闹起来，兵强马壮，人人都热情高涨，干劲十足，加班加点为病房的早日开张辛勤忙碌。我的文书工作也由71年新兵盛在东接替，我被调去病房工作，参与了病房筹建的全过程。
开设病房，除了物资、设备、人员的准备，更要有相应的技术和知识准备。当时接受过专业教育的医生、护士很少。许多技术岗位要由战士来承担。而我们这些卫生员只受过基本的训练，远远达不到临床工作的要求。解决的方法除了靠老同志的传帮带，领导还决定为全体卫生员开设解刨、生理、药理等基础医学课程。第一堂课是吴国忠医生为我们讲人体解刨，教室在门诊会议室，讲台上摆放着几个大号的玻璃瓶，里面是浸泡在液体中的人体组织标本，其中还有一个完整的胎儿标本。起初大家都很安静，目光中既有惊奇也由恐惧。当标本瓶子被打开，一股刺鼻的福尔马林味充斥空间，教室里立即骚动起来。有人干呕，有人惊叫，有人干脆以手掩鼻跑到门外，任吴医生怎么招呼都不进来。最后还是崔保金主任赶来，一通训斥，大家才老老实实回到座位上。听着吴医生的讲授，我们从认识人体的块骨头开始，慢慢游入医学知识的海洋……
基础课讲完之后，我们又在吴淑华护士长的组织下开始技术培训，那可是实战练兵，肌肉注射、静脉注射、针灸等各项操作，开始是用切成块的萝卜练习，掌握要领后，在护士的指导下一对一互相在对方的身上练，针灸更是在自己身上扎，以体验针感。第一次给自己扎针灸，我选了足三里穴，觉得那里肉厚可能不痛。结果一针扎下去，我紧张的手心全是汗，嘴上说着“不痛不痛”，可腿肚子却不受控制的抽筋，扎进去的针怎么也拔不出来了。最后是陈学君护士在旁边又扎了一针，解除了肌肉痉挛，才把我自己扎的那根针拔出来，细细的银针成了弯曲状。有了第一针的体验，再下手时就顺利多了。每天下班后，我们会互相清点对方身上有多少针眼，比比谁训练更刻苦。因为静脉注射不好掌握，每个人的胳膊，手背上经常被扎的青一块紫一块布满瘀癍，但是没有一个人叫苦，更没有一个人因怕痛而退缩。经过一周的速成培训，我们就正式上岗，跟着带教护士在病房值班了。
病房刚开始只有十几张病床，属于实验性质。随着各方面条件不断完善，两个月后就增加到三十多张病床，我们几个第一批进入病房工作的卫生员也离开带教老师，独自顶班了。但我至今也忘不了带过我的陈学君，王玉春护士，是她们手把手的指导，才使我从一个“菜鸟”成长为一名合格的护理工作者，迈出了职业生涯中坚实的第一步。
当时在病房工作还是很辛苦的，尤其是我们这些战士，除了要和护士一样上三八班，还要轮流上卫生班，每次轮值一周，负责打扫卫生、打开水、开饭、清洗病号被服等。刚开始被单都是手工清洗。红山的冬天滴水成冰，自来人刺骨的凉，洗被单时手冻得通红、发麻。经常有人生冻疮。直到72年三部一个工程师来住院，看到我们这种情况，自告奋勇帮门诊部设计、制造了一台洗衣机，我们的工作条件才得以改善，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打开水要从大灶的茶炉用桶挑到病房，这对没挑过担子的女兵来说也不是件容易事，刚开始挑水掌握不住平衡，走起来摇摇晃晃，桶里的开水不停向外溅，经常会溅到身上烫出红泡。每次女兵挑水，都有男兵在一旁看热闹，嘴里喊着“银环来了，银环来了”，更多时候是男兵主动要帮女兵挑。但那个年代是讲“以苦为荣”的，大家拼的是干劲，是“一不怕苦二不怕累”的勇气，谁也不想成为“娇气包”和被人照顾的对象。每个人都咬牙坚持，从挑半桶水开始，逐渐加量，锻炼一段时间后都成了行家里手。从食堂到病房之间有一小块长满野草的荒地，本没有路，女兵们挑水为走近路，从草地穿过，久之竟踩出了一条小路。路旁的草丛中每到春夏季节会零星开出一些不知名的小花。年轻的女战士挑着水桶，神采飞扬的走在野花簇拥的小路上，这画面成了红山门诊一道靓丽的风景，在我的脑海中经久不衰。
从病房成立到75年初我复员离开红山门诊，这期间我一直在病房工作。有几件发生在病房的大事件让我印象深刻，难以忘怀。
一是在病房筹建时抢救的一位被雷管炸伤的战士、他身体右半侧及整个面部被炸的血肉模糊，右眼球右耳廓被炸飞，鲜血和脑脊液不停的从鼻腔和耳道溢出。伤员时而昏迷，时而狂躁。躁动时所有伤口都在流血，整个人成了一个血人，参加抢救的医生、护士也个个满手是血，全力以赴的抢救了两个多小时，终因伤势过重不治而亡。牺牲的战士非常年轻，只有19岁。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抢救重伤员，第一次目睹血腥，恐怖的场面，第一次直面死亡，带给我的心灵震撼是难以言表的。闻着抢救室里浓重的血腥味，看着伤员血肉横飞的肢体，我有一种窒息的感觉，浑身肌肉僵硬，精神也有些恍惚，内心充满了恐惧。随着抢救工作的有序展开，看到老同志们精准、熟练的各种操作，我慢慢镇定下来，到最后跟着吴淑华护士长和王玉春护士做尸体料理时，我已完全没有了恐惧和胆怯，内心只剩下“生命脆弱”的感叹和对生命应有的尊重。包括活着的逝去的。当一切处理完毕，我们向这位年轻的牺牲者郑重的敬了一个军礼。
从那之后，我晕血的毛病不治而愈，再也没有犯过。
第二件事是病房成立不久抢救了一位伤员。他叫张挺密，是个排职干部。因车祸肝脾破裂大出血，接诊时已呈昏迷状态，生命体征微弱。看到伤员那张毫无血色的苍白面孔，我暗想这次又救不活了。领导迅速组织了抢救人员，为伤员建立静脉通道，止血、抗休克。因失血量大，当晚从伤员单位拉来了两卡车战士为他配血、输血。又紧急从医院请来了专家，和门诊部的外科大夫一起连夜为他做了脾切除和肝脏修补术，手术很成功。手术前后共为伤员输血超过毫升，差不多把他体内的血液全换了一遍。当晚病房的医护人员大都一夜未眠，直到清晨伤员病情稳定脱离了危险，大家才各自回去休息。第二天下午我到病房接班后先去看了张挺密，他面色红润和刚入院时判若两人，满脸都是重生后的喜悦，对每个走进他病房身穿白大褂的人都连声的说着“谢谢!谢谢！”
这次抢救工作大获成功，是红山门诊组建后的第一次，大家都感到很兴奋，领导对所有参加抢救的人员进行了表扬。而我从中最大的收获是明白了“救死扶伤”，医务工作的意义有多么重要和伟大。我之前对从医并不感兴趣，从小的理想是当名新闻记者，到部队当了卫生兵只是服从组织安排，并非个人选择。而这一次抢救张挺密，眼见着一条鲜活的生命经我们之手起死回生，医生、护士的工作真是太神奇、太伟大了，我的职业荣誉感油然而生。
第三件事是司令部大灶食堂上士张友福的死亡。他是个高大、阳光的帅哥，人很斯文，脸上总是挂着微笑。我当文书时常去司令部办事，赶上饭点就会去大灶就餐，所以认识他。73年的一天，他突然上腹部剧痛来住院，做了门诊部能做的所有检查也没确诊他得了什么病。当天夜里他疼痛加剧，因没有确诊不能给他用镇痛药，他痛的一身冷汗，不停的在病床上翻滚，甚至用头撞墙，寂静的病房里不时响起他痛苦的哀嚎，在黑暗的夜色中听着格外瘮人。第二天还是无法确诊，只好把他转往医院，隔天便传来他死亡的消息。听说他到医院经剖腹探查确诊为“膈疝嵌顿”，这是一种先天发育缺陷引发的疾病，临床很少见。但能及时手术是完全可以治愈的，只是这例病人确诊太晚，嵌顿的内脏组织大面积坏死，最终死于中毒性休克。
张友福的死让我难过了好久，一是因为他是我认识的人中第一个离开这个世界的，二是因为他本该有存活的机会。我曾无数次的问自己，如果我们的检查设备再完善一些，如果我们的技术水平再高一些，如果我们的临床经验再丰富一些，张友福就可能不会死去。这次的教训，也促使我更加努力的学习专业知识，体会到作为医务工作者必须不断学习，善于从临床实践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努力提高专业技术水平，才有能力挽救更多的生命。
人，在与生死打交道的过程中，灵魂也会得到升华，摒弃杂念，守护本心。
五、女兵宿舍的故事
我们刚到红山门诊时，只有十几个女兵，编了一个班，班长刘敏、副班长魏文都是68年兵，第一次见到她俩，我的印象是“两个漂亮姐姐”。那时没开设病房，建好的病房楼就成了战士和单身干部的宿舍，女兵住二楼、男兵住一楼。71年要开病房了，所有女兵都搬到了门诊二楼，加上71年新分来的10个女兵，便分成了两个班，68年兵赵新茹和赵秀英分别当了正副班长。由于人多地方小，原来的单人床换成了大通铺，宿舍里连一张桌子都放不下，我们看书写字都是搬个小马扎坐在床头，把褥子一掀，床板就成了书桌。到72年条件有了改善，大通铺换成了铁制的上下床，每个房间放四张床，住8个人，中间靠窗户的地方还能放一张桌子，大家都觉得鸟枪换炮了，高兴的不得了。
那时部队的管理很严格，战士必须统一着装，我们穿着绿军装，里面套着肥大的白布衬衣，脚蹬鲶鱼头式解放鞋，连裤腰带都是统一发的帆布腰带，以后换成了皮革腰带，头发留多长也有规定。早晨听号起床出早操，晚上熄灯后必须就寝，领导还要查铺。可十几岁的女孩子正是爱美的年纪，我们就经常在星期天把宿舍门一关，各自穿上入伍时从家里穿来的花衣服，互相欣赏，臭美一顿。有一年魏文回北京探家带回两件花布做的背心，大家都觉得漂亮极了，纷纷写信让家里照样做了寄来。怕违反规定，只敢贴身穿在最里面，不让别人看见，自己心里美。我们美其名曰“猪八戒喝磨刀水——有内秀”。
年轻人总是精气神十足，晚上熄灯后睡不着就开卧谈会，七嘴八舌的聊一切我们能想到的话题。那时还有个“点验”制度，战士宿舍里除了换洗衣服和生活必需品不能放杂物，其它个人物品须放到指定库房统一保管，每个季度要集合一次，把大家装物品的旅行包或纸箱全部拿出来打开亮相，由领导检查。发现谁有超越规定的物品除没收外还要被点名批评，所以大家都没有什么“隐私”概念，一切都是公开的。收到家信可以念给大家听，家里寄来好吃的必是全宿舍的人共享。一次崔红伟家里给她寄来一包糖果，里面有一种太妃糖非常好吃，众人分享后，崔红伟把剩下的放在床下的小纸箱里，第二天我下夜班，我的上铺王秀琴休息，两个人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又想起崔红伟的太妃糖，于是翻身下床，找出来大吃了一顿。过了几天崔红伟把糖拿出来时，看着几乎空了的袋子吃惊的大喊“我的糖怎么没了”，我很镇静的告诉她“可能老鼠吃了”。之后没多久，我也收到了家里寄来的包裹，里面有两盒巧克力，是我爸去苏联边防会晤时苏军送的礼品，包装精美、味道香浓。我把一盒拿给大家品尝，留下一盒准备慢慢享用。几天后打开盒子一看，里面空空如也，连一块也没给我留下，我可惜极了，正想发问，想起自己有“前科”，只好作罢，在心里自我安慰“肯定是别的老鼠吃了”。
现在十几岁的孩子还在父母身边撒娇，而我们在这个年纪已当兵到部队，成了“小大人”。说不想家是骗人的，但在“艰苦奋斗”最光荣的大环境下，没人把家挂在嘴上，只能在心中默念父母及家人，所以每次收到家信都高兴的像过年似的，恨不得念给所有人听。有一次李赛生收到家信，看完后却默不作声，我们催她读信，谁知她竟然流起了眼泪，大家吓了一跳，纷纷问她家里出了啥事，只听她边哭边说“我妈又给我生了个小弟弟”，
“这是喜事嘛，你哭什么？”
“喜什么喜，我都这么大了，他们还给我生弟弟，多难为情”
“那你准备怎么办？”
“我要写信批评他们，不好好工作，生那么多孩子干什么”
过了段时间，李赛生又收到家信，看完后仍是默不作声，于是我们就问她父母是否接受了她的批评，李赛生哭丧着脸，垂头丧气的说“他们在信里把我骂了个狗血喷头”，一屋子人笑得几乎岔气。
现在算来，李赛生这个迟来的小弟弟也早已过了不惑之年了。
73年新兵分下来后，门诊部的女兵更多了，几乎每个科室都有女兵忙碌的身影。俗话说“三女一台戏”，女孩子在一起说说笑笑、吵吵闹闹都是常事。经常会闹点小矛盾，互相耍个小脾气，但很快就会和好。那时人际关系单纯，没有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互相拆台，讲的是团结协作、拼搏奉献。大家上班一起认真工作，下了班一起运动娱乐，相处的像亲姐妹似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没有什么文化生活，军营的业余生活就更单调。红山门诊受地形限制，仅有的业余活动就是打乒乓球和篮球。73年后因人员增多，会议室里开会都是人满为患，乒乓球案子没地方摆放收起来了，能活动的地方就只有篮球场了，女兵和男兵经常为抢占球场发生争执。后来协商轮流使用，如果打球的人少，就女兵男兵一起上场，混合编队，大家玩的也很尽兴。有时家属院的女孩子跳绳、跳皮筋，我们也会参与进去，玩的不亦乐呼。那些岁月真是无忧无虑、开心快乐，让人怀念。有时一个恶作剧也会让我们高兴半天。一天午饭后我从食堂出来的晚，操场上空无一人，几个男兵站在门诊楼小门外不知在嘀咕什么，见我一个人迎面走来，他们停止了说话，几双眼睛一齐盯着我，我被看的心里发毛，浑身不自在，脸上也开始发烫，感觉自己路也不会走了，为了掩饰尴尬，我主动大声和他们搭话，边说边逃也似的快步走进那扇门，心情才放松下来。回到宿舍，我给大家讲了我的新发现，“一个人被众人集中注视且没有语言交流会产生莫名的紧张情绪”，大家将信将疑，决定第二天去现场验证一下。第二天午饭后，我们六、七个人在门诊楼南门外站成一排，放过那些成群结队的人，终于等来了单独从食堂里出来，迎面走向我们的男兵，他是当时放羊的李君道，人很憨厚，平时话不多。我们几个一言不发，眼睛齐刷刷的盯着他看，李君道开始没在意，走了几步表情慢慢就不自然了，紧接着步伐也乱了，最后竟成了迈左腿出左手，走成一顺了。我们忍不住大笑起来，李君道满脸涨红，直接掉头向病房方向跑了。笑声惊动了放射室值班的程波文医生，他走出来莫名其妙的看着我们几个笑成一团，摇着头说“真是一群疯丫头，笑够了赶紧回去午休吧”。
女兵们虽然爱玩爱闹，但工作起来却绝不会含糊，个个生龙活虎，巾帼不让须眉。女兵群体中，更是藏龙卧虎，人才辈出。刘敏、魏文、李凤莲多次参加基地宣传队，演过样板戏；崔玲去北京军博当过讲解员；吴建英的乒乓球打遍红山、马兰无敌手，是基地乒乓球队的主力；高亚平、崔红伟也是司令部乒乓球队的成员；徐笑衔参加过基地篮球队；徐苏平是国防科委游泳队员，她们都为红山门诊争得过荣誉，战友们不会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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